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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喀斯特石漠化治理研究进展

2018-08-20 22:00:01 江苏农业科学2017年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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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曌+李仕蓉

摘要:从以下4个方面总结了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石漠化治理的主要研究进展。从喀斯特石漠化的概念演绎、石漠化等级划分、石漠化分布与趋势进行分析;从石漠化驱动机制研究、石漠化区水土流失研究、喀斯特石漠化退化生态系统恢复重建、喀斯特环境脆弱性研究、典型石漠化治理模式研发等几个方面进行总结;从自身基底薄弱、生态重建与植物演化机理欠缺、生态景观与石漠化防治研究脱节、石漠化预警机制欠缺、石漠化治理内力不足等几个方面进行剖析;从生态优先产业跟进、生态治理与经济产业结合、关键领域的科技支撑与引领示范、优化现有监测格局、以小流域为单元综合治理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关键词:西南喀斯特地区;石漠化;治理;现状;研究成果;防治难题;治理对策;生态恢复;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 F323.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7)20-0010-07

以贵州高原为中心的西南喀斯特地区是我国喀斯特分布最集中的地区[1],其中出露碳酸盐岩分布面积约为55万km2,其中石漠化土地面积为12万km2,潜在石漠化土地面积为13.32万km2[2],两者约占出露碳酸盐岩总面积的4604%。西南喀斯特地区地质背景特殊,景观异质性强,喀斯特作用强烈,生态环境容量小,但人口众多,尖锐的人地矛盾导致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日益严重,产生了十分严重的石漠化现象,且呈不断扩张的态势,严重制约了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直接威胁到长江、珠江流域的生态安全[3]。针对石漠化的不同现状,从事喀斯特研究的专家学者们从喀斯特环境恢复与解决人地矛盾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与探索[4-11],得出了许多有益于石漠化环境恢复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石漠化治理措施,如混农林业复合经营治理、立体复合农业、小型水利水保干旱调控、退耕还林还草、新型合作社组织、发展特色林草畜产业等以环境恢复和经济发展为主线的石漠化治理工程措施,总结了一些如贵州的花江模式[12]、清镇模式[13]、鸭池模式[14]、广西的果化模式[15]、环江模式等成功模式[9]。石漠化治理区生态恢复与经济发展日趋良性化,但部分地区仍然存在生态与发展不协调等矛盾,无法实现石漠化治理区生态与经济同时可持续发展,造成石漠化治理成效仍原地踏步,石漠化发展趋势难以得到有效遏制[16]。本文通过总结前人的石漠化治理研究成果,简述石漠化现状与现阶段主要运用于实践的科研成果,分析石漠化治理中存在的一些困难,探讨石漠化治理的一些改进措施,为促进西南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的生态恢复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1 喀斯特石漠化现状

1.1 喀斯特石漠化的概念演绎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部分科技工作者在砂页岩及红色岩系和石灰岩丘陵山地陡坡开垦所引起的水土流失研究中提出了石化、石山荒漠化、石质荒漠化等概念,并特别强调石山荒漠化是水土流失的一个突出特点[17],此后石质荒漠化的类似概念延伸到喀斯特相关领域。

杨汉奎采用喀斯特荒漠化概念来表征植被、土壤覆盖的喀斯特地区转变为岩石裸露喀斯特景观的过程,并指出石漠化是我国南方亚热带喀斯特地区严峻的生态问题,石漠化导致喀斯特风化残积层土壤迅速贫瘠化,我国南方亚热带喀斯特石漠化地区是我国四大地质生态灾难中最难整治、最难摆脱贫困的地区[18]。Yuan采用石漠化概念来表征植被、土壤覆蓋的喀斯特地区转变为岩石裸露的喀斯特景观的过程,并指出石漠化是我国南方亚热带喀斯特地区严峻的生态问题,导致喀斯特风化残积层土壤迅速贫瘠化[19]。王世杰认为,喀斯特石漠化是指在亚热带脆弱的喀斯特环境背景下,受人类不合理社会经济活动的干扰破坏造成土壤严重侵蚀、基岩大面积出露、土地生产力严重下降、地表出现类似荒漠景观的土地退化过程[20]。熊康宁等认为,喀斯特石漠化是在喀斯特脆弱生态环境下,人类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造成人地矛盾突出、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岩石逐渐裸露、土地生产力衰退甚至丧失、地表在视觉上呈现类似于荒漠化景观的演变过程[21]。刘丛强认为,喀斯特石漠化可简单理解为植被、土壤覆盖高的喀斯特景观转变为岩石裸露率高的喀斯特景观的过程[22]。

综上所述,可将喀斯特石漠化总结为发生在湿润的亚热带出露的喀斯特地区,由于人类不合理的社会经济行为造成植被退化、土地生产力下降、水土流失严重、地表岩石大量裸露形成类似荒漠的景观现象。

1.2 石漠化等级划分

不同的学者不仅对石漠化的定义不尽相同,而且对石漠化现象轻重程度的等级划分量化标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目前石漠化分级体系将石漠化等级划分为无明显石漠化(无石漠化)、潜在石漠化、轻度石漠化、中度石漠化、强度石漠化(严重石漠化、石漠化)、极强度石漠化,分级指标涉及基岩裸露状况、植被状况与土被覆盖状况、坡度状况等几个方面[23]。国内一些专家结合科学研究成果提出了石漠化等级划分的标准[5,21,24-29],如表1所示。

上述分级标准主要考虑了基岩状况、植被状况、土壤状况以及地形等几个方面的因素,忽略了一些小流域微地形因素,熊康宁等在之前的研究基础上进行了遥感修正,增添了辅助参考指标,制定了新的喀斯特石漠化强度分级标准[30],如表2所示。尽管如此,建议今后石漠化等级划分中考虑人类的社会行为与社会经济因素,以提高科学预见性。

1.3 石漠化分布与趋势

在石漠化治理初期(1986—2000年),石漠化治理成效不明显。以贵州为例,1986年石漠化面积为3.883万km2,1995年石漠化面积为3.856万km2,2000年的石漠化面积又反弹超过了1986年,上升至3.890万km2[6]。2000年以后随着国家治理力度的加大,全国石漠化的土地面积由2005年年末的12.96万km2减少至2011年年末的12.00万km2[2],减少了0.96万km2(表3)。由表4可知,从流域上分,2005年年末至2011年年末,长江和澜沧江流域的潜在石漠化面积均较大幅度地增加,珠江、红河、怒江流域的潜在石漠化面积均有所下降。从石漠化类型上看,潜在、轻度石漠化面积增加,中度、重度、极重度石漠化面积有所减少。endprint

石漠化地区多是老、少、边、穷地区,人地矛盾尖锐,贫困程度深, 传统的农耕方式对生态环境破坏较为严重。在国家科技支撑的帮扶引导下,石漠化分布面积总体减少,发展趋势得到一定的扭转,但局部地区仍在恶化,治理任务复杂繁重。

2 石漠化治理主要研究成果

经过“九五”以前的一些初步研究以及“九五”到“十二五”的不断深入研究,在石漠化发生驱动机制、石漠化区水土流失基础研究、喀斯特石漠化退化生态系统恢复重建、喀斯特环境脆弱性研究、典型石漠化治理模式研究以及石漠化治理区适宜生长的植物、石漠化地区环境污染、喀斯特土壤环境、喀斯特微生物环境、喀斯特生物计量化学、喀斯特社区、喀斯特水资源、喀斯特能源等方面有了显著成果。

2.1 石漠化驱动机制研究

石漠化发生演变的驱动机制主要是2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一是自然界不断地发生环境演变,二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扰动。目前,定量化是研究石漠化驱动机制的重要方法。在石漠化驱动机制的定量研究方面,自然环境演变方面的定量化研究发展较快,近年来有研究根据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遥感影像、地质地貌图,获得相应的岩性分布、坡度、坡向和地貌类型信息等,将其与石漠化现状数据作相关分析,通过统计不同岩性、坡度等级、地貌类型中各级石漠化强度所占的比例来定量描述自然因素对石漠化的影响[31-33]。相比之下,人类社会活动驱动机制的定量化研究则一直比较薄弱,主要按照行政单元采集人文影响因子,基于传统统计学分析方法来研究石漠化现状信息与人文因素的关系[31,34-35]。除上述基于传统统计分析的驱动因素分析外,还有一部分学者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探讨喀斯特地区环境退化的机制[36-37],系统研究了土地利用、土地覆盖状况对土壤侵蚀、土地退化及生态重建的影响,提出喀斯特地区人地矛盾关系十分突出,我国西南喀斯特生态环境脆弱,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压力下,让退化土地自然恢复的思路已不切实际,必须通过社会投入对退化土地进行生态重建[38-39]。

目前主要利用Landsat TM影像等方式提取石漠化现状信息,在此基础上利用统计分析方法研究石漠化的驱动机制[40-42]。在贵州、广西等地均取得了显著成果。熊康宁等利用Landsat TM影像结合地面调查数据,通过人机交互解译,建立了贵州不同等级石漠化的空间数据库,查明了贵州喀斯特石漠化的现状、分布和发展趋势,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石漠化演化的动力指数模型[21]。胡宝清等使用TM数据,提取了广西石漠化强度和空间分布信息,在此基础上,利用相关分析、因子分析及多元回归等分析方法对石漠化的驱动因子进行分析,建立了喀斯特石漠化动力指数模型,计算出各因子对石漠化的贡献值,并指出石漠化产生的主导原因是不合理的人为活动[31,34,42-43]。

2.2 石漠化区水土流失研究

袁道先从宏观上指出影响我国南方喀斯特地区水土流失问题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包括不同的岩溶类型、地质条件(岩性、构造)、地貌条件、土地利用方式及岩溶区特殊的地下排水系统等,尤其要注意落水洞这种特殊的水土流失途径,其水土流失的主要表现形式为降雨携带泥沙首先通过落水洞进入地下管道、地下河,然后出露地表,汇入地表河。强调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重视喀斯特石漠化区特殊复杂的地质环境。以西南喀斯特環境类型为基础,进一步考虑到地势、地质岩性分布、岩溶地貌、石漠化、水土流失以及社会经济状况等特征的空间分异,将西南喀斯特石漠化区划分为6个水土流失防治区:喀斯特峰丛洼地区、喀斯特峡谷区、喀斯特高原区、喀斯特断陷盆地区、喀斯特峰林平原区、喀斯特槽谷区。这为西南喀斯特区因地制宜、分区规划防治奠定了基础[44]。

裴建国等分析了西南石漠化地区水土流失的成因,指出石漠化区的水土流失是由脆弱的岩溶环境与不合理的人类活动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地质环境条件控制了水土岩的形成和分布,也是水土流失产生的基础,目前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坡耕地,因此石漠化区治理的重点应该是正在石漠化的区域,即那些地表土壤正在减少的坡耕地,把坡改梯作为首要措施,保护珍贵的土壤不再流失,保障流失区群众的基本生产生活。还有人口增长和人类活动加重了水土流失的强度,形成了“人类活动—森林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石漠化—干旱洪涝—耕地减少—土壤肥力下降—生物多样性低—居民贫困—森林植被破坏”这样一个复杂的具有因果关系的致灾链[45]。曹建华等分析了贵州省水土流失、石漠化及相关影响因子的演变规律,认为石漠化是土壤侵蚀长期作用的结果,土壤侵蚀是石漠化过程中某一阶段作用强度的体现,二者在成因上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将岩溶区水土流失的危害应分为2个阶段,并通过典型点的碳酸盐岩溶蚀速率建立数学模型,估算其成土速率,据此,对西南岩溶石漠化区水土流失强度分级标准初步厘定[46]。有研究表明,岩溶坡地的土壤流失有地面流失和地下流失2种,纯碳酸盐岩石质坡地地下流失往往是主要的土壤流失方式;岩溶石山地区的允许土壤流失量应指土壤地面流失量,且应小于10 t/(km2·年),远低于水利部的标准 200 t/(km2·年),还界定了石漠化和石质化的内涵,石漠化的核心是土地的石质化,提出了地面物质组成、石漠化程度和土壤流失程度的石漠化叠加分类[47]。

2.3 喀斯特石漠化退化生态系统恢复重建

西南喀斯特地区是我国六大脆弱生态系统之一,极易退化,生态经济问题独特,灾变承受能力低,环境容量小,给当地人的生存和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因此,该地区生态重建势在必行[11,44]。喀斯特生态环境重建是一个不断深化认识、探索完善的过程。喀斯特地区土层浅薄、高温高湿、土壤养分滞留能力弱、周转快,导致喀斯特地区植物的养分利用率(碳 ∶ 氮、碳 ∶ 磷)及对养分再吸收率相对较低,凸显了喀斯特脆弱区增强浅薄土壤层保肥能力对该区植被恢复的重要性。原生林氮再吸收率显著大于磷再吸收率,表明原生林氮的匮乏度高于磷,而原生林磷再吸收率显著低于次生林,则显示次生林磷匮乏的可能性高于原生林,次生林氮、磷再吸收率差异不显著[48]。因此,植被恢复重建工程要注意肥料的适材施用。endprint

喀斯特石漠化生态系统植被群落简单,丰富度极低,喀斯特石漠化环境对其植物分布具有显著的胁迫,喀斯特石漠化环境植物既要有石生性、喜钙性和耐旱性的特点,又必须具有发达而强壮的根系才能扎根和生长,这一结果在石漠化植被生态系统恢复重建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49]。菊科、蔷薇科、禾本科、忍冬科、大戟科等在石漠化环境中分布有多属多种,显示这些类群对石漠化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为石漠化治理植被修复技术应用、先锋物种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其中,蔷薇科植物在潜在、轻度石漠化环境中分布有较多种属,而在强度石漠化环境中分布的种属数量明显下降,显示石漠化环境适应性物种在不同等级石漠化环境的适应性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在石漠化治理植被修复选择物种的过程中,不仅要筛选适应石漠化环境的物种,还应针对不同等级石漠化环境筛选适应性先锋物种,才能达到石漠化治理植被修复预期的目标。喀斯特脆弱生态系统的退化是以强烈的人类干扰为驱动力、以植被减少为诱因、以土地生产力退化为本质、以出现类似荒漠化景观为标志的复合过程[50],石漠化环境植被群落多样性和结构性指标低,稳定性差,因此,对于无干扰的原生性较强的植被应该保持现状,顺其自然发展;已受干扰的石漠化生态系统,应补充演替后期的繁殖体,特别注意引进一些顶级种或次顶级种;次生林区要适当进行修剪,保持合理的密度,有利于有性繁殖更新链尽快恢复和林木的快速生长,促进物种组成分布渐趋均匀,多样性趋向合理化,实现植物群落的迅速恢复与形成[49]。经过科研工作者几十年不断的实践,目前花椒、任豆、香椿、火棘、构树、忍冬、麻风树、刺梨、杜仲、金银花等先锋植物已经在石漠化严重的地区取得了明显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治理效果明显。

2.4 喀斯特环境脆弱性研究

西南喀斯特山区是一种相对独特的地域环境单元,土壤、水文、植被、人文环境等方面受自身和外界条件限制,其环境存在严重的脆弱性。地质背景是喀斯特环境脆弱性的根源,同等条件下,植被状态对其环境脆弱程度起决定作用[51]。从生态系统角度看,喀斯特是一种具有特殊的物质、能量、结构和功能的生态系统[52],即在一个二元结构(地面喀斯特地域景观与地下喀斯特地域景观2个景观单元、2个生态系统)组成的复杂喀斯特三维空间界面中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和平衡[53]。具有环境容量低、生物量小、喀斯特環境对植物有严格的选择性、生态环境系统变异敏感度高、空间转移能力强、承灾能力弱、稳定性差等一系列脆弱性特征[54-55],即喀斯特生态系统存在先天的水资源脆弱性、土壤资源脆弱性、植被资源脆弱性。从地理环境看,喀斯特山地环境脆弱性可以归结为基底性脆弱、界面性脆弱和波动性脆弱3个特征[56]。从社会环境角度看,西南喀斯特山地地形崎岖,交通不便,地区封闭,形成一个半封闭或全封闭的社会环境,具山地文化特性和典型的贫困文化特性。劣质土地(耕地)、劣质劳动再加上劣质资本品的投入导致产出水平(收入水平)极其低下[57]。

2.5 典型石漠化治理模式研发

经过“九五”到“十二五”20年的喀斯特石漠化治理研究,通过系统归纳和科学凝练,按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以人地矛盾系统协调为线索,以参与式农村社区发展为依托,以流域为单元、行政村为基础,以不同等级石漠化综合治理技术开发为对策,结合国家和地方的林业工程、草地工程、水利工程、石漠化治理试点工程等,针对强度石漠化环境封山育林与人工辅助生态修复,中度石漠化环境速生高效林灌草种植与生态演替诱导,轻度石漠化环境林草优化配置及草地畜牧业配套,潜在石漠化环境水土保持与混农林业复合经营,喀斯特水资源开发优化调度与配套节水,参与式农村社区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科技支撑,建立石漠化综合治理示范区,研发出了一些典型的石漠化治理模式(表5)。

此外,在石漠化治理区进行的植被恢复模式、生态畜牧业模式、水土保持模式、生态农业模式、生计转化模式等试验示范也取得了显著效果。

3 石漠化防治存在的难题

3.1 自身基底薄弱

石漠化治理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是如何克服石漠化区可利用水资源短缺、土层浅薄、土地生产力衰退、水土流失严重、森林调蓄功能丧失、环境污染加剧、人口压力、农民科学文化水平低等石漠化区自身的基地薄弱,这些基础问题严重限制了生态系统的发展[59-60]。

3.2 生态重建与植物演化机理欠缺

将受损害生态系统恢复到接近于它受干扰前的自然状况的管理与操作过程,即重建该系统干扰前的结构与功能及有关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特征[61],石漠化治理的最终目的就是喀斯特环境系统可以达到自我调控功能与自我维持。喀斯特山地植物长期处于干旱、石生、多钙、贫瘠的条件下,它们必定有一整套适应这些条件的生理生化和遗传机制,这些机制目前研究尚不够深入[62]。

3.3 生态景观与石漠化防治研究脱节

石漠化防治景观格局与生态系统之间应该是紧密的耦合联系。目前对喀斯特地区景观生态空间格局-过程-功能-管理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的,在生态演替和干扰的共同控制下喀斯特地区景观生态过程极为活跃,景观格局的变化也十分复杂,很难直观地把握景观要素空间分布的总体趋势和规律,因此,必须加强景观结构、功能、内容、时间变化与石漠化过程的关系和景观尺度的石漠化驱动力等方面的研究。景观格局分析不仅强调面积,而且还考虑所研究石漠化土地的空间分布特征(格局)、景观组成特点与石漠化过程的关系及对石漠化的影响。在石漠化程度判定和石漠化指标的研究中景观格局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62]。

3.4 石漠化预警机制欠缺

石漠化地区除国家重点治理县(市、区)外,大多缺乏完整的针对石漠化的生态功能与生态重建规划,也尚未协调好石漠化治理中经济与生态的优先顺序。对于石漠化地区的生态重建指标体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以及相关的功能评价、监测预警机制仍未健全,对生产生活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生态经济安全监控体系还须要不断建设。endprint

3.5 石漠化治理内力不足

当前石漠化治理以政府和科研机构主导的外驱治理模式为主,缺乏农户自主创新的内生治理模式。政府及科研院所推动的外驱治理模式虽然可以取得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投入成本太高,其长效可持续发展能力严重不足。应鼓励农户发展自主创新的治理模式,由于农户自身缺乏外在要素持续投入的能力,源自农户自主创新的内驱治理模式的适应性、自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更强[63]。

4 治理对策

石漠化治理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如何保障农民收入、保障生态恢复工程顺利开展,是石漠化治理短期内必须解决的问题。根据石漠化治理区现状、成因及发展趋势,制定治理目标与治理方案,抓住石漠化地区生态恢复与经济发展2条主线,以生态恢复、提高植被覆盖率、控制水土流失为生态环境整治基础,以相关产业配套发展为经济发展突破口,加强政府保障与扶贫力度,强化科研院所科技支撑,明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小流域综合治理,处理好短期与长期的利益关系,可持续发展喀斯特生态环境与产业经济。总结从“九五”到“十二五”的科研与示范经验,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科学发展”的方针,尽快恢复石漠化受损的生态环境,尽快使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实现良性发展,此外还应采取以下措施。

4.1 生态优先,产业跟进

石漠化最基本的防治措施是提高植被的覆盖度,通过退耕还草,可最快实现地表的植被覆盖,减少水土流失。对于退耕还草,要严格控制牧草品种,要求牧草品种具备固土能力强、生长迅速、品质与产量高、能够适应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的土壤与水分等特点。如在长期的喀斯特高原峡谷试验的皇竹草、柱花草等,喀斯特高原盆地的多年生黑麦草、紫花苜蓿、鸭茅等,喀斯特高原山地的扁穗雀麦、白三叶、高羊茅等,喀斯特峰丛洼地的桂牧一号杂交狼尾草等均可短期内提高地表植被覆盖度,以供刈割或放牧。与此同时,种植符合当地气候条件的经济林,发展长期效益与林果产业,如在长期的喀斯特高原峡谷试验的火龙果、柑橘、琵琶等,喀斯特高原盆地的早熟李、六月桃等,喀斯特高原山地的泡核桃、金刺梨、青柿子等,喀斯特峰丛洼地种植的芒果等经济林木经过3~5年的发展便可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在与经济林不冲突的前提下,发展林下养殖业,减少刈割成本。

4.2 生态治理与经济产业结合

石漠化與贫困显著相关,互为因果。在石漠化防治过程中,应以生态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为理论指导,实现石漠化治理产业化。以生态建设为切入点,重视产业链的形成,针对种植结构单一、耕作粗放和群众贫困等特点,把石漠化防治与农村产业机构调整、农民脱贫致富有机结合,因地制宜发展具有市场优势和生产潜力的特色产业,如特色药材、经济果树林(核桃、花椒、樱桃等)、生态畜牧、生态观光旅游等产业,并以此培育和形成生态产业链,以增加群众收入。从而实现石漠化得到有效治理、区域经济得到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综合目标。

4.3 关键领域的科技支撑与引领示范

石漠化防治须要有科研院校的技术与理论支撑,结合示范区建设,引领石漠化地区农民发展生态产业,实现良性发展。西南8省(市、自治区)均在国家的支持下开展了石漠化治理科技支撑计划,建立了多个示范区,凝练了多个石漠化治理模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石漠化的定量研究仍然欠缺,多数研究多存在于农林领域,对于深度的生态生物多样性恢复、景观格局恢复、防治效果定量化评估、石漠化治理的科技成果转化率、3S技术等研究还只是存在理论层面,今后在这些方面仍须加强科技支撑与示范。

4.4 优化现有监测格局

石漠化监测应以大地区遥感监测与小区域实地定点监测相结合。石漠化地区地形支离破碎,地形复杂,遥感监测受气候与地形等自然因素以及科研工作者解译的局限性,适合大地区宏观监测,在不同的遥感小区定点监测,一方面可以辅助大区域遥感监测的不足,另一方面还可以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防止个别地区弄虚作假。建立完整的由国家到县(市、区)的监测体系,实现定期监测、突发灾害监测预警等实时监测,客观评价石漠化防治成果,为决策层提供依据。

4.5 以小流域为单元综合治理

以小流域为单元,按照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发展的原则,将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在不破坏生态环境、不损害农民利益的基础上统一规划,通过林草植被建设恢复生态,发展林业草地畜禽产业,整治基本农田,配套小型水利水保设施、积极发展多能互补生态能源、兴建小水窖解决人畜饮水问题,鼓励成立合作社等新型农村合作关系,加强科技培训,全面综合推进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

参考文献:

[1]卢耀如. 地质-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国西南及邻近岩溶地区发展途径[M]. 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3.

[2]国家林业局. 中国石漠化状况公报[N]. 中国绿色时报,2018-08-20(3).

[3]彭晚霞,王克林,宋同清,等. 喀斯特脆弱生态系统复合退化控制与重建模式[J]. 生态学报,2008,28(2):811-820.

[4]龙 健,廖洪凯,李 娟,等. 基于冗余分析的典型喀斯特山区土壤-石漠化关系研究[J]. 环境科学,2012,33(6):2131-2138.

[5]宋同清,彭晚霞,杜 虎,等. 中国西南喀斯特石漠化时空演变特征、发生机制与调控对策[J]. 生态学报,2014,34(18):5328-5341.

[6]白晓永,王世杰,陈起伟,等. 贵州土地石漠化类型时空演变过程及其评价[J]. 地理学报,2009,64(5):609-618.

[7]王世杰,张信宝,白晓永. 南方喀斯特石漠化分区的名称商榷与环境特点[J]. 山地学报,2013,31(1):18-24.

[8]郭 柯,刘长成,董 鸣. 我国西南喀斯特植物生态适应性与石漠化治理[J]. 植物生态学报,2011,35(10):991-999.endprint

[9]蒋忠诚,李先琨,曾馥平,等. 岩溶峰丛山地脆弱生态系统重建技术研究[J]. 地球学报,2009,30(2):155-166.

[10]姚永慧. 中国西南喀斯特石漠化研究进展与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2014,33(1):76-84.

[11]熊康宁,李 晋,龙明忠. 典型喀斯特石漠化治理区水土流失特征与关键问题[J]. 地理学报,2012,67(7):878-888.

[12]龙 健,李 娟,江新荣,等. 喀斯特石漠化地区不同恢复和重建措施对土壤质量的影响[J]. 应用生态学报,2006,17(4):615-619.

[13]周梦维,王世杰,李阳兵. 喀斯特石漠化小流域景观的空间因子分析——以贵州清镇王家寨小流域为例[J]. 地理研究,2007,26(5):897-905,图版2.

[14]盈 斌,熊康宁,陈起伟,等. 喀斯特地区土地利用与石漠化分布特征研究——以贵州省毕节市鸭池示范区为例[J]. 水土保持通报,2012,32(2):190-193.

[15]蒋忠诚,李先琨,覃小群,等. 论岩溶峰丛洼地石漠化的综合治理技术——以广西平果果化示范区为例[J]. 中国岩溶,2008,27(1):50-55.

[16]袁道先. 岩溶石漠化问题的全球视野和我国的治理对策与经验[J]. 草业科学,2008,25(9):19-25.

[17]王世杰,李阳兵,李瑞玲. 喀斯特石漠化的形成背景、演化与治理[J]. 第四纪研究,2003,23(6):657-666.

[18]杨汉奎. 喀斯特荒漠化是一种地质-生态灾难[J].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1995,15(3):137-147.

[19]Yuan D X. Rock desertification in the subtropical karst of South China[J]. Zeitschrift fur Geomorphologie,1997 (108):81-90.

[20]王世杰. 喀斯特石漠化概念演绎及其科学内涵的探讨[J]. 中国岩溶,2002,21(2):101-105.

[21]熊康宁,黎 平,周忠发. 喀斯特石漠化的遥感-GIS典型研究——以贵州省为例[M]. 北京:地质出版社,2002.

[22]刘丛强. 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与地表物质循环——西南喀斯特土壤-植被系统生源要素循环[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23]胡顺光,张增祥,夏奎菊. 遥感石漠化信息的提取[J].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2010,12(6):870-879.

[24]吕 涛. 3S技术在贵州喀斯特山区土地石漠化现状调查中的应用[J]. 中国水土保持,2002(6):26-28.

[25]兰安军,张百平,熊康宁,等. 黔西南脆弱喀斯特生态环境空间格局分析[J]. 地理研究,2003,22(6):733-741.

[26]周 欣,吴 虹,党宇宁. 基于EOS-MODIS的广西全境石漠化信息提取方法研究[J]. 化工矿产地质,2008,30(4):219-222,233.

[27]童立强. 西南岩溶石山地区石漠化信息自动提取技术研究[J]. 国土资源遥感,2003(4):35-38.

[28]王 宇,张 贵. 滇东岩溶石山地区石漠化特征及成因[J]. 地球科学进展,2003,18(6):933-938.

[29]王瑞江,姚长宏,蒋忠诚,等. 贵州六盘水石漠化的特点、成因与防治[J]. 中国岩溶,2001,20(3):211-216.

[30]熊康宁,陈永毕,陈 浒,等. 点石成金:贵州石漠化综合治理技术与模式[M]. 贵阳:贵州科技出版社,2011:19.

[31]胡宝清,严志强,廖赤眉,等. 喀斯特石漠化与地质-生态环境背景的空间相关性分析——以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为例[J]. 热带地理,2004,24(3):226-230.

[32]李阳兵,王世杰,周梦维,等. 典型喀斯特小流域景观格局空间分辨率效应——以贵州清镇王家寨小流域为例[J]. 地球与环境,2009,37(1):86-90.

[33]吳良林,卢 远,周 兴,等. 桂西北土地石漠化时空格局演化GIS分析[J]. 地球与环境,2009,37(3):280-286.

[34]蒋树芳,胡宝清,黄秋燕,等. 广西都安喀斯特石漠化的分布特征及其与岩性的空间相关性[J]. 大地构造与成矿学,2004,28(2):214-219.

[35]李 森,魏兴琥,黄金国,等. 中国南方岩溶区土地石漠化的成因与过程[J]. 中国沙漠,2007,27(6):918-926.

[36]蔡运龙. 中国西南岩溶石山贫困地区的生态重建[J]. 地球科学进展,1996,11(6):602-606.

[37]苏维词. 贵州花江喀斯特峡石漠化治理示范区水资源赋存特点及开发利用评价[J].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07(2):129-131,148.

[38]吴秀芹,蔡运龙. 我国亚热带喀斯特生态环境演变研究进展[J]. 自然科学进展,2006,16(3):267-272.

[39]彭 建,李丹丹,张玉清. 基于GIS和RUSLE的滇西北山区土壤侵蚀空间特征分析——以云南省丽江县为例[J]. 山地学报,2007,25(5):548-556.

[40]王金华,李 森,李辉霞,等. 石漠化土地分级指征及其遥感影像特征分析——以粤北岩溶山区为例[J]. 中国沙漠,2007,27(5):765-770.endprint

[41]吴良林,陈秋华,卢 远,等. 基于GIS/RS的桂西北土地石漠化与喀斯特地形空间相关性分析[J]. 中国水土保持科学,2009,7(4):100-105,124.

[42]胡宝清,蒋树芳,廖赤眉,等. 基于3S技术的广西喀斯特石漠化驱动机制图谱分析——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J]. 山地学报,2006,24(2):234-241.

[43]胡宝清,严志强,廖赤眉. 基于GIS的喀斯特土地退化灾害风险评价——以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为例[J]. 自然灾害学报,2006,15(4):100-106.

[44]袁道先. 岩溶地区的地质环境和水文生态问题[J]. 南方国土资源,2003(1):22-25.

[45]裴建国,李庆松. 典型岩溶峰丛山区土地利用与水土流失[J]. 水土保持通报,2006,26(2):94-99.

[46]曹建华,蒋忠诚,杨德生,等. 贵州省岩溶区水土流失、石漠化受岩溶环境制约[J]. 中国水土保持,2009(1):20-23.

[47]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中国西南岩溶石漠化区水土流失动态评价与发展趋势预测[R]. 全国水土流失与生态安全科学考察成果,2007,12.

[48]曾昭霞,王克林,刘孝利,等. 桂西北喀斯特森林植物-凋落物-土壤生态化学计量特征[J]. 植物生态学报,2015,39(7):682-693.

[49]盛茂银,熊康宁,崔高仰,等. 贵州喀斯特石漠化地区植物多样性与土壤理化性质[J]. 生态学报,2015,35(2):434-448.

[50]郭 柯,刘长成,董 鸣. 我国西南喀斯特植物生态适应性与石漠化治理[J]. 植物生态学报,2011,5(10):991-999.

[51]王德炉,喻理飞. 喀斯特环境生态脆弱性数量评价[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29(6):23-26.

[52]袁道先. 中国岩溶学[M]. 北京:地质出版社,1994.

[53]杨明德. 论喀斯特地貌地域结构及其环境效应[C]//贵州喀斯特环境研究.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54]苏维词. 贵州喀斯特山区生态环境脆弱性及其生态整治[J]. 中国环境科学,2000,20(6):547-551.

[55]杨明德. 论喀斯特环境的脆弱性[J].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1990,2(1):21-29.

[56]李阳兵,谢德体,魏朝富,等. 西南岩溶山地生态脆弱性研究[J]. 中国岩溶,2002,21(1):25-29.

[57]王海南,孙海青,冉 涛. 区域贫困与扶贫可行性分析——中国西南山区农业发展思考[J]. 农业经济问题,2001(4):29-33.

[58]熊康宁,梅再美,彭贤伟,等. 喀斯特石漠化生态综合治理与示范典型研究——以贵州花江喀斯特峡谷为例[J]. 贵州林业科技,2006,34(1):5-8.

[59]張俊佩,张建国,段爱国. 中国西南喀斯特地区石漠化治理[J]. 林业科学,2008,44(7):84-89.

[60]熊康宁,池永宽. 中国南方喀斯特生态系统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 生态经济(中文版),2015,31(1):23-30.

[61]Cairns J J. The status of the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science of restoration ecology[J]. The Environmental Professional,1991(13):186-194.

[62]李阳兵,王世杰,容 丽. 西南岩溶山地石漠化及生态恢复研究展望[J]. 生态学杂志,2004,23(6):84-88.

[63]张军以,戴明宏,王腊春,等. 生态功能优先背景下的西南岩溶区石漠化治理问题[J]. 中国岩溶,2014,33(4):464-472.endprint